黄忠来、杨迎平著,原载《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4期。文章认为,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黑暗及世界各地的动荡促使巴金用笔写下了自己迷茫的痛苦和清醒的沉思,并希望成为职业革命家,但是,当巴金认识到“博爱”和无政府主义无助于人民去对抗“残暴的政府”时,他真正地开始了自己的创作生涯,倾诉自己的愤怒、挣扎及挚情。作者认为,《灭亡》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报国无门的痛苦”,《家》将这种痛苦“上升为对整个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的决裂”,而《寒夜》则告诉人民要彻底摆脱痛苦,只有推翻整个旧的制度。作者认为,纵观巴金的小说,体现着巴金由封建制度的叛徒到反封建的战士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