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1934年6月30日 《中华日报·动向》,后收入《花边文学》。一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汪懋祖在强调文言的优越性时说: “这一个中学生或那一个中学生,文言只须 ‘此生或彼生’即已明了,其省力为何如。”本文针锋相对地指出: 这句文言中的“生”至少还可有两种解释,可说“秀才” (生员 ) 也可说“一世”。从而证明意义含糊的文言并不省力,省力的倒是那虽然“多写了几个字” 的白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