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1934年2 月17日《申报·自由谈》,后收入《花边文学》。文章从 “今年上海的过旧年,比去年热闹”谈起,说明这并不是因为 “封建的余意”而是因为在反动派的重重高压下,“大家的高兴也不能发扬” ,于是就觉得这古老节日“更加可爱”。并进一步指出: “叫人整年的悲愤,劳作的英雄们,一定是自己毫不知道悲愤,劳作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