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1932年11月1日,后收入《南腔北调集》。当时以“自由人”和“第三种人”自居的胡秋原和苏汶,指斥“将文艺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诬蔑由于“左联”“霸占”文坛和批评的“凶暴”而使许多作家“搁笔”。本文对“第三种人”的言论及其本质作了深刻的剖析和揭露。作者首先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指出:左翼的“理论家曾经犯过错误”,也确有“左而不作的作家”,甚至还有卖身投敌的人,但它“却依然存在,不但存在还在发展,克服自己的坏处,向文艺这神圣之地进军”。同时从争取团结的愿望出发,强调说明: “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是招致那站在路旁的看客一同前进”。接着着重分析了“第三种入”所谓许多作家“搁笔”的真正原因,“并不在左翼批评的严酷”,而在于根本就做不成这样的“第三种人”。因为“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作超阶级的作家”,就只能是一个“心造的幻影”。这“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