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1934年5月4日上海《中华日报·动向》,后收入《且介亭杂文》。批驳了一些人所谓“旧形式的采用”是类乎向旧文艺“投降”的论调,正确阐明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指出: “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这“恰如吃用牛羊,弃其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决不因此就会‘类乎’牛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