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1933年9月20日《申报· 自由谈》,后收入《准风月谈》。文章主要是说在强权就是公理的情况下,下属对上司的行动就只有 “同意”,所谓 “解释” (即理论)是信不得的。因为“这里最要紧的还是 ‘武力’ ,并非理论”。理论不过是 “随后想起来的解释”,其作用 “在于制造自己权威的宗教上,哲学上,科学上,世界潮流上的根据,使得奴隶和牛马恍然大悟这世界的公律,而抛弃一切翻案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