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于1926年12月3日,发表于12月18日《北新》第18期,后收入《华盖集续编的续编》。文章就西谛对《阿Q正传》的理解和批评意见,叙述了《阿Q正传》的成因和经过,回答了有关阿Q的革命、大团圆结局、描写“太过”等问题。鲁迅在回顾创作过程时说: “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确乎已有了好几年”,说明形象的孕育是以对中国社会生活长期的观察、思考、研究为基础的。关于以精神胜利为其主要性格特征的阿Q,能否做革命党的问题,鲁迅明确指出: “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对于阿Q“大团圆”的结尾处理,鲁迅说“不是随意给他的”,虽然最初也未曾料到,但符合人物性格的发展和现实生活的逻辑。鲁迅以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事实,说明《阿Q正传》的描写并不“过分”,并强调指出: “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