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1933年4月15日上海《文学杂志》第1号,后收入《南腔北调集》。《东方杂志》1933年新年特大号辟有“新年的梦想”专栏,作答的有一百多人。记者在《读后感》中将这些梦归结为“载道”和“言志”两类,并根据弗洛依德“性压抑”学说,断言“载道”之梦只是“异端”,只有“言志”的梦才是“正宗”,“因为我们相信梦是个人的,而不是社会的”。其中否定“载道”之梦时所说的“在梦中”说教、讲道、贴标语,喊口号等显系对革命者的诬蔑和攻击。本文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深刻指出,那些所谓“言志”的梦实质上也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不应该“硬把‘志’弄成一个空洞无物的东西”。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弗洛依德“以被压抑为梦的根柢——人为什么被压抑的呢?这就和社会制度,习惯之类连结了起来”。“不过弗洛依德恐怕是有几文钱,吃得饱饱的罢,所以没有感到吃饭之难,只注意于性欲。有许多人正和他在同一境遇上,这也轰然的拍起手来”,而“食欲的根柢,实在比性欲还要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