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1933年8月18日《申报·自由谈》,后收入《准风月谈》。文章着重评论了自古以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的教科书,指出古时的教科书只是教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现代的则是毫无宗旨地变化着,“村塾里也还有《三字经》,《百家姓》”。因此“就从学校里造就了许多矛盾冲突的人”,甚至是“混沌初开”的“老古董”。作者站在历史反思的高度,呼吁重视编写中国儿童教育史,“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这将是功德无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