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于1925年4月14、4月18日,发表于4月18、4月22日《京报副刊》,后收入《华盖集》。《忽然想到(五)》以个人的切身体验和感受,抨击了暴君专制下的“愚民的专制”,怎样“使人们变成死相”。鲁迅为此而大声疾呼: “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忽然想到(六)》,从中国文物的被盗和外流,提出“保古”必须革新,“不革新,是生存也为难的,而况保古。现状就是铁证,比保古家的万言书有力得多”。鲁迅还从作为文化基础的政治和经济的变革的角度提出要求和希望: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