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文艺发展方向的主张。他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该方向开创了中国文艺发展的新时代,对20世纪下半叶中国文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广大文艺工作者遵循该方向,创作了大量有利于人民群众,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优秀作品;另一方面,它又束缚了广大作家的创作思维,在“左”的理论教条干扰下不断狭隘化、简单化,对新文学的发展起了阻碍作用,“文革”后,该方向发展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重庆座谈会后,巴金接受了该思想。但在此之前,受其真诚的人道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影响,他关于文艺“为什么人”的主张与该方向具有相同的内涵。这集中表现在《〈电椅〉·序》和《〈抹布〉·序》等文章中。巴金主张文艺应当为“多数人”说话,被“多数人”理解,而不能作为作家个人的“名山盛业”来对待,也不能成为少数“遗老遗少们鉴赏”的“古董”。他希望做一个“下人”的代言人,并从那些被“高等华人所不齿”的、被称为“抹布”的被侮辱者、被损害者的身上,看到了“放出来的光芒”。事实上,解放前思维自由的巴金创作出了大量优秀作品;解放后,狭隘化了的工农兵方向严重束缚了其创作自由,致使作品质量与解放前相比严重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