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关于文学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其中心是探索新文学如何与本民族的特点、与人民群众相结合,是“五四”以来新文学大众化讨论的继续与发展。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 “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向林冰等人则提出民族形式必得以民间文艺形式为其中心源泉的主张。于是引发了这场遍及大后方、国统区文艺界以至香港地区如何创立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1940年底,该论争基本平息。巴金在《谈我的短篇小说》中指出,对于一篇作品,他主要是喜欢(或者厌恶)其内容,因而形式应随内容的改变而改变。在《无题·无题》中,他认为:“应该保留的倒是民族精神,而不是形式。”“我们的经济组织、政治组织、生活样式都改变了,思想的表现方法,写作的形式自然也应该改变”他还一概地排斥章回体、格律体等旧形式,并指出“在我的文章里嗅不出多少中国的味道”,也承认自己可能是最受西方文学影响的一位现代作家。因此,基于深厚的外国文学修养等因素,巴金对中国古典的民族形式表示冷淡。另外,巴金还主张,应把艺术形式(包括技巧)与作品内容看作是一个浑然整体,而不能独立地抽出来作抽象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