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毛泽东于1942年5月2日和5月23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两次讲话。前一次讲话称“引言”,后一次讲话称“结论”。它总结“五四”以来革命文艺发展的基本经验,联系当时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阐述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但主要从“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这个根本问题、原则问题出发,明确指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同时,根据文学艺术的规律和特点,指出了“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的著名论断;此外,对文艺遗产的继承和革新、文艺的批评原则以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党的文艺工作与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文艺界的统一战线政策等问题,也分别作了精辟的阐述。其根本精神,不仅在历史上起了重大作用,而且是当前和今后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必须坚持的原则。此文收入《毛泽东论文艺》一书。早在解放前的重庆座谈会上,巴金便受到该讲话精神鼓舞。1962年5月,在上海市第二次文代会上,巴金作了题为《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的发言,介绍了该讲话对自己写作的影响。他认为“过去很少有阳光照亮我的书桌,在我的窗前永远是黑暗的寒夜”,但接受《讲话》以后,冲出了重围,“终于看到了广阔的大路”,“开始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的信念一直支持着巴金。后来到了朝鲜战场以后,他进一步认识到: “只有在作家和人民站在一起、为共同的事业和共同的目标努力的时候,只有在作家和人民共感情、共呼吸,共同为伟大祖国的命运奋斗的时候……作家才算是表现了他的勇气,尽了他的责任。” 《讲话》对巴金解放以后的文艺思想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随想录》中,巴金对“讲话”精神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增加了自己的一些新的想法和观点。对“讲话”的接受,使巴金一贯的创作模式、风格受到了冲击,是他创作“转向”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