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出现的翻译文学思潮。当时文艺界比较注重从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需要出发,译介俄国及东欧、北欧等被压迫的、弱小民族的文学并形成了一种风气。如《小说月报》曾先后刊出了“俄国文学研究”专号和“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由于这种原因,当时对世界名著译介则较少,鲁迅、茅盾曾对此做出过批评。巴金特别喜欢该类文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与我国的实际情况很相符合,容易引起其情感共鸣,在《谈我的短篇小说》中,巴金指出: “年轻时候特别喜欢当时所谓‘被压迫民族’的作家们写的短篇小说:它们字数少,意义深,一字一句都是从实际生活里来的。那些作家将笔当作武器,替他们的同胞讲话,不仅诉苦,伸冤,而且提出控诉,攻击敌人。”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懂得精神生产的一个特殊规律,即他在《俄罗斯十女杰》中指出的,“人类精神之发育成长却每每发生于极不如意的环境中”,因此在这种环境里生长出来的文艺往往自有它不朽的价值。巴金从该种文学里吸收了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战斗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