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明全著,原载《贵州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本文认为巴金30年代的日本之行,是他创作思想的重要转折点。文章指出,巴金到了日本后,对日本社会进行了研究,用小说《神》《鬼》《人》等以不同角度具体科学地剖析日本社会,同时对中国的现实进行着深刻反思,创作思想发生较大的变化,具体表现在:一是前期浓重的个人哀愁趋于淡漠,二是对早期无政府主义思想进行了反省,三是创作技巧更趋成熟,四是作品具有了更大的现实性,五是产生了一种新的朦胧的希望。作者强调,坚持以人民的要求指导自己的创作,以人民的生活充实创作的源泉,这正是日本之行促使巴金创作思想发生变化的最重要的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