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流行于前苏联的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1932年由斯大林提出,1934年被正式确立。它要求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描写现实;要求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及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母亲》为其奠基作。1933年周扬对此作过阐述,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此后,它逐渐在我国文艺界取得权威性的地位。50年代,我国文艺界普遍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应该给人指出明确的出路,并以此作为其与批判现实主义的根本区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巴金现实主义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巴金对其态度的分歧点在于“给出路”问题。由于巴金作品鲜明的忧郁性乃至悲剧性特征不符合50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给出路”的特点,而被批评为“没有给这些受生活压迫走进了可怕的绝路的人指一条出路”。开始,巴金为自己辩护,认为人们不曾看出其作品里“掩藏在绝望和忧郁下面的光明与希望”。其后,巴金又完全接受“给出路”的主张,不再反驳责难,认为“看出社会的病,不指出正确的出路,就等于医生诊病不开方”,并批评自己“没有正确的世界观”,所以“开不出药方来”。他还以此对《雪》《砂丁》《寒夜》《憩园》进行自我批评。巴金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态度变化,一方面反映了他美学思想的困惑,另一方面又表明庸俗社会学对作家主体意识的侵蚀。“文革”后,巴金对此有了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