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笔名傅履冰、何启放等。四川万县人。1935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天津和山东当中学教员。抗战爆发后,到四川成都中学任教,自费创办《工作》。1938年到延安鲁艺文学院任教,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写有《我歌唱延安》和《我是怎样到延安来的》,在文艺界和知识分子中影响极大。1942年写有诗《生活是多么广阔》和《我为少男少女歌唱》等。曾两次被派到重庆工作,任四川省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新华日报》副社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央工委工作,1948年任朱德总司令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写了著名诗篇《我们最伟大的节日》。解放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书记处书记、中国科学院哲社部党委委员、学部委员、《人民文学》编委、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文学评论》主编等职。著作有诗集《汉园集》(合集)、《夜歌》《预言》、散文集《画梦录》《还乡杂记》、小说戏剧集《刻意集》、杂文集《星火集》《星火集续编》、文论集《关于现实主义》《西苑集》《关于写诗和读诗》《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论〈红楼梦〉》《诗歌欣赏》《论阿Q》《文学艺术的春天》等,现有《何其芳文集》。1932年巴金与何其芳第一次相识,那时何其芳是一个“穿长袍的斯斯文文的大学生、诗人”,以后巴金为他编印出版了几本诗集。巴金说“从《扇上的烟云》到《呜咽的扬子江》,再到《夜歌》,他一步步地走向光明,‘那长长的道路,那艰苦的道路’上他留下的脚印,我看得十分清楚”。1944年夏天,二人在重庆相见,何其芳陪巴金到曾家岩“周公馆”去,巴金回忆说: “我还记得他到民国路来接我,从容地告诉我怎样躲开特务的注意,他向我介绍延安的一些情况,他给我送来解放区生产的小米和红枣……”巴金说何其芳“是知识分子改造的一个好典型……他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敢说、敢想、敢争论,辩论起来不怕得罪人,不怕言词尖锐”。1977年6月,何其芳写信给巴金,为老友重新拿起笔来和发表《一封信》而高兴,认为巴金的译作《家庭与戏剧》“好得很”。1978年7月,何其芳逝世1周年之际,巴金作文《衷心感谢他》以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