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1933年9月22日《申报·自由谈》,后收入《准风月谈》。文章从北京追悼抗日英雄的集会程式的末项“礼成”谈起,指出所谓纪念不过是一种“礼”而已。于是进一步论及“中国是礼义之邦”,最讲“礼让”,现在更是“入于以礼治天下的时候了”。因此中国人民就只好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中,“静静的等着别人的‘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对反动当局以“礼让”掩饰其投降卖国罪行的揭露和嘲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