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1934年12月23日《中华日报·动向》,后收入《花边文学》。文章批评了当时文艺批评上的不正之风: “乱骂与乱捧”。指出:由于“乱到和事实相反,这底细一被大家看出,那效果有时也就相反了,所以现在被骂杀的少,被捧杀的多”。袁中郎自有他的价值和地位,但却被一群学者画成了“性灵”的“花脸”,“总不免招人好笑”。泰戈尔本是一个大诗人,来到中国后,“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这两个人“大触其霉头”,都是由于乱捧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