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1934年5月25日《申报·自由谈》,后收入《花边文学》。文章从一个留学生发明的“碟仙”(扶乩)在上海引起轰动一事谈起,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旧文化的巨大堕性力。“科学救国”喊得震天响,但科学到了中国“不但并不是以补中国文化之不足,却更加证明了中国文化之高深”,甚至“还帮助了中国文化的光大”。作者痛心指出: “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此弊不去,中国是无可救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