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于1927年9月4日,发表于10月1日《北新》 第49、50期合刊,后收入 《 而 已集》。当时鲁迅在《北新》上看到时有恒的《这时节》的文章,对他的沉默感到“惆惘” ,并从五四文学革命以来的创作业绩所提供的对于“新路的认识” ,希望鲁迅 “出马”,“救救孩子要紧” ,于是写了这篇通信。鲁迅以“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的批判武器,解剖了就连“所谓批评家”都寻不出的“真症候”。他说: “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鲁迅世界观的转变,使他不愿“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但他虽然对“恐怖一去,来的是什么”,“还不得而知”。这篇通信,表现了鲁迅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际,严于解剖自己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