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1936年8月《作家》月刊第1卷第5期,后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通过批驳徐懋庸的“全是教训我和攻击别人的话” 的信,阐明了对当时文艺上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第一,首先再次表明对党中央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看法和态度。强调指出: “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条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以下以此为本分别阐明了对文艺界统一战线的问题,“文艺家协会”问题,“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论争的问题的看法。其中特别批评了 “文艺家协会”在理论上与行动上的“宗派主义与行帮情形” 。第二,论说了与个人有关的几件事,也就是批驳了徐懋庸对作者和作者的朋友们进行人身攻击的种种谬论。此外,也还谈到了自己和郭沫若的关系问题,说尽管双方“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