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上海文艺界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了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远在日本的郭沫若于1936年7月在《文学界》月刊1卷2期发表《国防·污池·炼狱》一文,认为“国防文学” “应该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志,而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志”,“国防文艺是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艺”。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一文中,完全赞成郭沫若的上述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