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中人物性格塑造的新观念。由著名文艺理论家刘再复在《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载《文学评论》1984年第3期)等系列论文中提出并详加阐发,后结集为《性格组合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他指出,应着重从性格结构及其组合的角度来探索性格塑造的问题,认为人的性格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但不管它多么复杂,都是由相反两极构成的。性格的二重结合,就是性格两极的排列组合,它是具体的,实际上也是性格的多重组合。在此之前,巴金肯定过该理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对现实人生的观照上,以至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上,他都反对将人物简单化,都强调了其性格二重说。其观点最初见于《家》中对觉新性格的分析,其后在50年代写的《永远属于人民的两部巨著》的文学论文中,再次提到该理论。其要点是:第一,性格二重性的前提或者说基础在于人的矛盾复杂性;第二,性格二重性的实质是由人物性格内在矛盾的对立双方构成的;第三,人物性格的二重性有3种表现情况:一是人物性格对立的两个方面由人物不同的行为活动表现出来;二是人物性格对立的两个方面由人物的同一行为表现出来;三是人物性格对立的两个侧面在故事情节的不同发展阶段并不都是一样的,而是各有重点的;第四,堂·吉诃德是性格二重性的典型范例。巴金对别人以及自己的性格二重性进行了深刻的挖掘,这在《巴金论创作》《随想录》中表现较为突出。在创作上,巴金塑造了一系列具有二重性格的艺术典型,一是懦弱的老好人系列,如觉新、周如水、汪文宣;二是那些在反叛旧制度上勇毅、大胆,但在如何革命上则缺少方略和办法的强者形象,如杜大心;三是对那些着力鞭挞的人物,也未曾一味丑化、简单化,如高老太爷等。巴金关于人物性格二重性的理论在“文革”时期受到极“左”文艺理论教条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