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结合,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提出。该“创作方法”无视文艺之特点和规律,强调文艺创作的群众性,对作家进行“瞎指挥”,形而上学地将思想、生活、技巧割裂开来又拼凑起来,抹煞作家的创作个性和不同风格流派,严重挫伤了其积极性,产生了大量公式化、概念化、雷同化的作品。在《巴金说文艺应该交给人民》《巴金同志给本报编辑部的信》《独立思考》等文章中,巴金严厉批评了该种方法并倡导尊重文艺的“特性”。他认为“不能依靠领导的指示来写任何作品”,“不能由少数领导同志根据自己的好恶干涉上演或出版”,即创作不能靠“领导出思想”;他反对文艺创作及批评中的简单粗暴作风和一哄而起风气,即不主张“群众出生活”;他认为“文艺创作主要依靠作家自己的艰苦的劳动”,“作协最好让作家们发挥各人的创造性”,即创作完全交给作家。巴金还提出从“生长、发展、变化”的角度了解人和描写人的主张,反对“三结合”方法人物描写的简单化、神秘化倾向。在《随想录》中,巴金还从批判极“左”政治的高度再次对其进行了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