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影响最大、占主流地位的一种文艺主张,最早由《新青年》提出,其后成为文学研究会的基本文艺方针。该主张既不满意于过去的封建旧文学,也反对当时所谓纯艺术的文学,主张文学应该反映社会和人生,应是“人生的镜子”,并且希望文学能够担当起唤醒民众、改良社会的作用。在创作方法上力主现实主义。由于“为人生”这种提法较宽泛和笼统,在具体理解上存在分歧,后来该流派产生了分化。巴金在文学上的创作活动,与这种文学主张一脉相承。他在《写作生活底回顾》《随想录第二集·探索集》《向读者讲的心里话》《关于〈火〉》等文章中表明了其为人生的创作倾向。他认为自己的“写作秘诀”是“把心交给读者”,而爱国心则是打开其全部作品的钥匙。“大多数人底受苦”和他自己底受苦促使他拿起了笔,他写作“只是为了探索,只是在找寻一条救世也救自己的道路”,也是为了申诉许多穷人的痛苦。为倡导其为人生而非“纯艺术”或游戏消遣的艺术见解,1934年,他批判了某些文人提倡明人小品以消磨青年斗志的主张;1935年揭露《论语》杂志企图以笑话“把一个现代人变成一个明朝人”的实质;抗战前夕更批判了有人提出要青年“在图书馆里先坐数十年”再来谈思想的言论。而其众多作品也表明了鲜明的“为人生”特点,如《激流》中的许多现实主义细节描写,《苏堤》《将军》《神》《鬼》等作品中鲜明的人民性等等。为人生之真之善之美为巴金众多文学作品的基本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