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寒夜》发表后,受到部分“左”派文艺批评家的攻击。巴金在唐弢主编的《笔会》上发表答辩文章,对各种攻击感到“不安”。后又有人在郭沫若主编的《新文艺》上发表文章加以攻击,认为《寒夜》“想呐喊却又为四周的高气压所窒息”,于是“流为独白,几乎颓废,又终于是沉沉死水里的小波澜”;耿庸在《略说不安》中则批评《寒夜》“而陶醉于神秘,晦暗,而沉溺于小波澜,勇是勇的(勇于自读),却不过奴得自得些而已;‘要成为革命文学家’,则还早”;郭沫若发表《想起了斫樱桃树的故事》,公开向巴金等人“负荆请罪”,并对巴金做了评价:“他是我们文坛上有数的有良心的作家。他始终站立在反对暴力,表现正义的立场,决不同流合污,既不卖虚弄玄,勤勤恳恳地守着自己的岗位,努力于创作、翻译、出版事业,无论怎么说都是有功于文化的一位先觉者。”这场争论,既表现了文艺界某些人的狭隘的宗派情绪,又包含了对现实主义创作的态度问题。争论中,巴金旗帜鲜明地坚持了鲁迅的战斗的现实主义传统。他也承认自己当时情绪低落,连呼唤光明的勇气都没有了,但同时认为这正是现实主义的力量所在,它在揭露黑暗、鞭笞黑暗之中,就包含着对光明的渴望,用不着去凭添一个光明的尾巴。他在散文《长夜》中指出:“这是光明的呼声,它会把白昼给我们唤醒起来,漫漫的长夜逼近它的终点了。”这对《寒夜》的寓意做出了最好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