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苏联流行的一种学派和思潮。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简单、机械和教条的理解。在文艺方面,无视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绝对化,认为文艺作品只是一般社会规律和某种政治观点的形象图解,用经济因素去解释各种文艺现象。艺术上,他们无视写作技巧,也否认完美的艺术形式;在塑造典型形象方面,只强调共性,忽视个性。同时,庸俗社会学还否定优秀的文学遗产。代表作家作品有俄国弗里契的《艺术社会学》、彼列韦尔泽夫主编的《文艺学》等。在我国,庸俗社会学于二三十年代开始对革命文学产生较大的影响。五六十年代到“文革”期间发展为极至。三四十年代巴金受该思潮影响,认为其《寒夜》调子低沉,“没有指出生活出路”。从50年代后期的“大批判”到后来的诸次批判运动,《寒夜》《憩园》《家》《雪》《砂丁》《狗》《奴隶的心》等作品受到该思潮的严厉批判。在《谈〈寒夜〉》《〈寒夜〉再版后记》《〈家〉出版后记》《为旧作新版写序》《再谈探索》《描写人》《独立思考》《作家的勇气和责任》等文章中,巴金对此表明了态度。一方面“接受”其影响,承认自己“思想、感情、立场、观点”都有问题,“没有建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没有从感情上完全割断和剥削家庭的联系”,致使小说“带了挽歌的调子”,“对自己批判的人物给予了过多的同情”;另一方面,巴金又对此作出了严厉批评,指出要尊重文艺的“特性”,反对一些人利用职权瞎指挥,粗暴干涉,批评姚文元之类的人为“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他反对人物描写的类型化、概念化倾向,提出从“生长、发展、变化”中了解人和描写人的主张。“文革”后,巴金对《激流》《寒夜》《憩园》等作品进行了重新认识。事实上,巴金一直是反对该学说的,“文革”前后的一些观点只是迫于形势压力不得已而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