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底,陆文夫、高晓声、方之、艾煊等在南京筹备创办《探求者》同人刊物,主张文学不该只是唱赞歌,要干预生活,创作方法也应多样化,不应该只有一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写人,探索人生道路,不应当写政策、写运动,同时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结果杂志未办成,他们反而在1957年都被打成“右派”,成为“反党集团分子”。1979年拨乱反正时这一事件得以平反。巴金主张“批评缺点,批评官僚主义,扫除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障碍”,主张作家干预生活,提倡写人情、人性,对文艺界里的极“左”现象进行了批评。这同《探求者》的论调是一致的。在《随想录》中的《探索》 《再谈探索》《探索之三》等文章中,巴金更是主张探索,认为要创新必须探索,创作是探索的收获,并对创作的职能进行了讨论。巴金认为,一部人类社会的文明史,就是探索的历史。不允许人们在各个学术领域中进行探索的观点,有碍于历史的发展,是不对的。他还认为探索者应该相信历史的裁判,即使有被误解的时候,但探求者的革命、创新的面目终究会被人们所肯定的。他几次提到“探求者”,指出,尽管1957年南京的“探求者”因为“探索”吃够了苦头,但“文革”后他们依然是文艺界的生力军,所以“江苏省的文艺刊物大有起色,过两年会大放光芒”。巴金对“探求者”寄予了深切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