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名“‘五四’新文化运动”。从1915年《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创刊开始,中心内容为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学说、个性解放思想、社会进化观点、近代科学思想为其理论基点及追求目标。代表人物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文学革命运动为其重要组成部分,重要理论文章有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等。“五四”运动爆发后,新文化运动有了新的发展。激烈反对传统文化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历来一直有争议的敏感问题。在该运动中,巴金开始接受《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并给陈独秀写信,接受了新思想,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开始早期文学创作。由新文化运动引发的巴金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变化历程,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一方面巴金在理论上全盘否定传统,把追求人的解放与继承文化的优秀传统对立起来,甚至对传统文化良莠不分。开始的时候,他曾公开宣称:一切传统观念是自己最大的敌人,并诅咒那十几年“读着线装书,坐在礼教的监牢里”的日子;1932年10月,在《电椅》代序中,他又把故宫和三殿予以了全盘否定,而其早期的著作和言论里也几乎没有肯定传统文化的例子。巴金便是以该种最坚决的反封建姿态投身中国文坛的,这也是他能够在艺术上建立不朽业绩的可贵起点和动因所在,但同时也表明他对复杂的文化现象缺乏辩证分析的科学态度。“文革”后,巴金以严肃的理性重新科学地批判传统文化,但对封建性糟粕的批判仍然不遗余力(详见《关于“五四”问题的争鸣》条)。另一方面,在潜意识中,巴金又难以摆脱传统文化的影响与制约,其所有作品都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即他在《病中集·一封信》中指出的,其作品“来自中国社会生活,为中国读者所接受,它们是中国的东西”。关于理论方面,在《谈我的短篇小说》《谈我的散文》《汉字改革》等文章中,巴金又热烈赞扬了传统文化,当然,这是解放以后的事情。巴金对传统文化的复杂态度具有广泛的普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