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1934年6月7日《中华日报·动向》,后收入《且介亭杂文》。论述如何对待文化遗产特别是外国文化遗产的问题。首先批判了清代以来的反动统治者因害怕“洋人”而采取的旨在拒绝外国文化的“闭关主义”和“送去主义”,从而阐明无产阶级的主张应是“拿来主义”即“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拿来”。这样就会具有“占有,挑选”的主动权,在分析批判和区别对待的基础上,“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结论是: “没有拿来的,人不能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