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新文化界普遍存在的对外来文化的选择、取舍观。当时,众多新文化人士在介绍、引进外来文化时,总是立足于自己国家的需要,从实用的观点去理解、接受、宣传,带有强烈的主观性。“为我所用”是巴金独特的政治与审美标准在文化、文学以及翻译上的反映。在接受西方文化方面,巴金的“为我所用”甚至发展为极端,可以对其作出完全随心所欲的解释,比如他对尼采超人哲学、唯意论的解释便是为自己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服务而信手拈来的。在文学观上,巴金对西欧、俄苏文学的借鉴、模仿亦带有强烈的“为我所用”性,如他对西方《圣经》文学的解释,便得出了与基督教教义本身根本相反的观点。在翻译方面,巴金指出: “并不是单把一个一个的西洋文学改写成华文而已,翻译里面也必须包含着创作的成分,所以一种著作的几种译本决不会相同,每种译本里面所含的除了原著者外,还应该有一个译者自己”,同样具有强烈的“为我所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