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一国国民所普遍具备的精神特征。国民性是“五四”新文学作家经常使用、发掘、表现的创作主题,但其重心多在广大国民的精神弱点上,即重在揭示民众在封建思想长期毒害下形成的愚昧、麻木、浑浑噩噩却又浑不自知的精神状态,并进而提出“改造国民性”的历史命题。在解放前的大量作品中,巴金对国民性中奴隶意识的“奴在身者”、“奴在心者”以及奴才意识等进行了尖锐批判。“文革”后,为总结惨痛的历史教训,探索向“四化”进军的道路,巴金再次对国民性进行了极为深刻的思索,这主要体现在《随想录》中。他认为“今天还应当大反封建,今天还应当高举社会主义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前进”,主张在搞物质现代化的同时,也搞人的思想现代化。巴金着重批评了如下国民性缺点:迷信长官以至丧失思考力; “家丑不可外扬”;“健忘”;迷信海瑞、包青大,“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甚至交给某一两个人,自己一点也不动脑筋”等。他还进一步挖掘了造成该种病态民族心理的极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即“人们习惯了讲大话、讲空话、讲废话”,却没有讲科学的习惯。巴金的深刻还在于他第一个提出了必须把控诉“四人帮”与剖析个人及民族的弱点结合起来进行这一深刻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