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于鲁迅的一种文学论调。1918年5月,鲁迅的《狂人日记》在《新青年》上发表,其目的为“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又说,“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鲁迅把他在“五四”文学革命中的创作称为“遵命文学”,“不过我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该观点可以用来概括巴金解放后的创作情况。这在他1949年9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的发言稿《我是来学习的》和他在粉碎“四人帮”后写出的第一篇文章《一封信》中有所表述。解放后,巴金改变了他的既成风格,自觉地、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地深入工农兵生活,积极地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创作了上百万言的短、中篇小说、散文、特写、游记、政论、杂文、理论论文和创作经验总结等,可称之为“遵命文学”。其中有些篇章在思想性、艺术性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堪称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的瑰宝,如《团圆》《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等。但巴金的“遵命文学”并非屈从于现实的政治压力、丧失主体人格的表现,也不是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文学。另一方面,巴金本人还曾将“文革”中失去创作主体意识的作品称为“遵命文学”,并对之进行了严厉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