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40年代起逐渐形成的一种左倾文艺论调,曾长期影响我国文艺界。“文革”前后发展为极致。它认为题材本身对作品的价值起有决定性作用,甚至认为选择什么题材是由作者的阶级立场决定的。这曾形成了一种十分奇怪的创作现象,即领导向作家分配题材,作家一窝蜂式地抢重大题材,致使文艺创作题材形成十分单调的局面。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曾对其进行过批判。巴金反对该种论调,其理论及实践多表现于建国以前。他指出,“艺术的使命是普遍地表现人类的感情和思想,伟大的艺术作品,不拘题材如何,其给予读者的效果是同样的”,故题材在其创作中并非决定性因素,也不是创作的目的,而只是巴金寄托其感情的外壳。就创作而言,巴金作品题材广泛,除批判封建家庭制度和探索青年革命道路的两大题材外,还涉及矿区、农村,甚至还以西欧、日本等异域生活为题材,这均迥异于“题材决定论”观点。